琅邪王氏与南北文化交流
发布时间: 2011-11-02 浏览次数: 101

西晋末年,五胡侵逼,中原陷入战乱,琅邪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王导和一部分北方士族辅助晋宗室司马睿渡江南下,开创了东晋百年基业。值得注意的是,琅邪王氏不仅在东晋南北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还在当时因政治和地域的原因而形成的南北迥异的文化环境中,充当了南北文化交流的使者,尤其是在两晋之际的玄风南渡以及齐、梁以后江左文化北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晋之际,南北文化因地域不同而差异较大,中原京洛一带玄学盛行,江南则学承两汉,未染玄风。南方士族固守的两汉经学旧传统、坚持儒家礼教的社会风气,和当时北方士族中流行的清谈学风与新的处世态度均不相同,如北方士族居丧饮酒食肉,江南则习于礼法,风尚不同,南北相轻。文化分歧最终会表现为政治纷争,格格不入的南北学风,使南北士族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世说新语·政事》载:“陆太尉诣丞相咨事,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曰:‘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陆玩与王导的政见分歧,即是南北士族文化分歧的表现之一。江东大族周玘、周勰父子甚至以武力反抗朝廷,欲“诛诸执政”,与“诸南士共奉帝以经纬世事。”[1](P1573) 得不到南方士族支持的东晋政权,绝不可能在江东立足。为团结南北士族,稳固江东政局,王导在过江之初,即以中原士族领袖和东晋首辅的身份,竭力沟通南北文化。
要笼络长于儒学的南方士族,必须维护儒学的地位,作为政治家,王导也深知儒学更适于“治国平天下”,其伦理纲常、礼乐教化,对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来说,是其他思想无法替代的。所以,过江之初,王导对儒学之士多所引进,并上疏提议兴办太学,传播儒家思想:“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诚宜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化成俗定,莫尚于斯。”[1](P1747)在王导推动下,太学当年便兴办起来,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虽不能与西晋立博士十九人相比,但经学研究已初具规模。需要指出的是,儒家经典中最重要的《周易》,王导选择了王弼注,引玄入儒,玄学辩名析理的学风,使南方经学由固守章句、烦琐考证转向注重义理,这对经学的发展是极其有利的。
更为重要的是,王导等人努力将玄学介绍给南方士族,希望以此沟通南北文化,消除南北士族之间的心理隔阂。那么,南方士族有没有接受玄学的可能呢?《晋书·陆云传》载:初,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之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趋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
陆云见王弼的鬼魂当然不可信,但决非空穴来风,剔除此文中的迷信色彩,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到以下事实:首先,即便是陆云这样的南方著名才子,在入洛阳之前,并未接触过玄学,其他南士更可想而知,王导要在他们中间力倡玄风,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其次,陆云北上入洛阳之后,为适应当时的玄学清谈之风,开始接触玄学,而且清谈水平进步很快。以此而推,其他南士在接触玄学后,有接受玄学的可能,这是东晋以后玄学能在南方流行的原因之一。
以王导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在东晋政权中占有绝对优势,有引领文化潮流的可能,更兼他们本身具有的名士风度,使他们在文化方面有巨大的感染力。《晋书·王导传》载:苏峻之乱后,“时帑藏空竭,库中惟有綀数千端,鬻之不售,而国用不给。导患之,乃与朝贤俱制綀布单衣,于是士人翕然兢服之,綀遂踊贵。乃令主者出卖,端至一金。其为时所慕如此。”王导等人的服饰用具、音容笑貌都为南人刻意效仿,他们擅长的玄学清谈亦逐渐为南方士族接受。
东晋初期,王导是建康清谈场中的核心人物,公务之暇,他经常与身边的士人清谈玄理,《世说新语·文学》载:“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世说新语·赏誉》:王导“招祖约夜语,至晓不眠。”尽管王导等人清谈的对手以北方士族为主,却也在南方士族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南士长于清谈者,多被提拔;不善清谈者,纵为高官,亦不为世人所重。王导赞顾和曰:“卿珪璋特达,机警有锋,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俊。”[1](P2163)陆玩因“不能敷融玄风”而受“咎责”,被任命为司空时,自认为是“以我为三公,是天下为无人。”[1](P2025)《世说新语·夙惠》载:“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瞑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这说明,玄学清谈已经风靡江东,即使是七岁小儿,也因耳濡目染,对玄谈颇为熟悉。时人重以义理鉴赏人才,若幼而颖悟,长大必致高名,因此,顾和将振兴门户的希望寄托在孙辈身上,“不意衰宗复生此宝”。

唐长孺先生指出:玄学家“重新发挥老子无为而治的主张,指导怎样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这种政治主张随着门阀的发展与巩固,实质上是削弱君权,放任大族享受其特权。”[2](P323)经过王导等人的努力,南方士族熟悉了玄学清谈,理解了玄学中蕴含的清静无为的理论,进而意识到这是一种有利于门阀士族统治的政治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南北大族的思想得到了统一,此后,南北士族之间没有发生太大的冲突,矛盾日趋缓解。“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1](P1746)

总之,两晋之际,王导等人在玄风南渡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玄学、儒学并重,遂使玄儒双修成为东晋社会思潮的主流,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尚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东晋开始,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江南的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心亦由洛阳转移到了建康。而北方则长期处于各族政权的混战之中,待到北魏建立,最终统一北方时,由于政治和地域的原因,南北文化又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局面。

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社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南方汉族政权,入主中原后,统治者为适应中原的形势,不得不学习汉族政权的统治制度和统治经验,尤其是在孝文帝统治期间,锐意改革,积极推行汉化。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汉魏以来各类典章制度保存于东晋南朝,被中原士大夫目之以为正朔所在。典章制度是统治者进行有效统治的重要手段,北魏在汉化过程中,必然要效仿南朝,学习、采用这一整套制度。但由于南北政权间的长期对抗,很难有正常的文化交流,再加上古代交通、通讯等技术手段相对落后,北方要学习南方的文化,更大程度上只能通过南北人员的往来,而且主要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士人往来,进行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因此,孝文帝非常重视由南朝入北的流亡士人,只要有助于汉化事业,一般都予以重用。如刘昶,“于时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忘。”[3](P1309)但是,刘昶等人虽来自南朝,却不以文化见长,难以了解更多、更精深的典章制度,正如《北史·王肃传》所说:“自晋室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孝文帝厉行汉化,急于全面了解南朝的典章制度,恰在这时,王肃因父兄被齐武帝所杀而逃亡入魏。王肃“少而聪辩,涉猎经史,颇有大志”,“自谓《礼》、《易》为长”,他在南齐曾任掌管典籍的秘书丞,熟悉江南的国典朝章,孝文帝与之谈论,欣喜异常,“或屏左右相对谈说,至夜分不罢”,乃至手诏曰:“不见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岁,我劳如何?”并很快予以重用,直至宰辅之位,“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3](P14071408)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力排众议迁都洛阳,从此开始了全面的汉化:改胡服,着汉装;废胡语,说汉话;将拓拔旧姓改为汉姓;与汉族通婚,等等。更重要的是,孝文帝模仿汉族政权,制定了各种典章、礼仪、律令,在这一过程中,王肃成为北魏改定官制的总设计师,为北魏的政权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北史·王肃传》载:“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出自肃。”《南齐书·魏虏传》:“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八,永明十一年:“时魏主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陈寅恪先生指出:王肃“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4](P13)经过孝文帝的改革,尤其是王肃诸人大力传播江南的典章制度后,鲜卑族汉化和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在礼乐制度上,南北方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景宁寺”条载:北魏永安二年(529年),梁陈庆之送北魏北海王元颢入洛,陈庆之返回南方后,盛称洛阳衣冠文物云:“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王肃将先进的南方文化带到北方,在南北文化交流过程中起了沟通作用,影响所至,并不仅仅限于典章制度。

是时,南北学风不同,《隋书·儒林传序》:“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是指南方经学玄学色彩浓重,重视义理的阐发;而“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是指北方经学恪守汉儒的传统,以章句训诂为主。南北学风迥异,是南北政局不同所致。南朝偏安江左,较为稳定,士人通过九品中正制度入仕为官,利用占田荫客制度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生活稳定优裕,有时间有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因此,南方便出现了穷究义理之学。北方则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战乱不息,人们无暇探讨高深、玄妙的理论,况且,北朝一直是中央集权政治,宣扬君主无为的玄学在思想界无立足之地。同时,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他们要确保自己在中原的统治,必须学习汉族的典章制度,这首先必须搞清楚儒家经典中固有的典章制度、章句训诂内容,而汉族士人也希望通过“以夏变夷”的方法,让少数民族统治者接受汉族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更兼北方士人本来就保存汉末传统,经学传授的重点在于训诂、典章制度方面,于是便形成了与南朝经学不同的风格。在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北朝逐渐向南朝学习,其学风亦有明显变化,汤用彤先生指出:“乃至魏齐之际,士大夫为学,颇重谈论,与南方之风从同。”[5](P378)南北经学的交流,主要靠青、齐一带濡染南朝学风的学者与北方大儒之间的交流,王肃并非大儒,但琅邪王氏是江南一流高门,其家学一直是南方文化的典型代表,王肃入北后,在北魏身居高位,多少会对南朝经学的北传有所影响,其沟通南北学风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梁朝末年,又一个琅邪王氏子弟——王褒到了北方。王褒幼有高名,梁朝后期,累迁吏部尚书、左仆射。公元554年,西魏丞相宇文泰发兵五万进攻江陵,梁元帝投降,王褒被带到了长安,宇文泰及北周明帝、武帝均欣赏王褒的才学,颇为器重,但王褒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大的建树,其主要贡献在推动南北文学和书法艺术的交流方面。

南朝统治者多注重文化,文人士子,咸以文学相尚,名家辈出,佳作频现。而北方自永嘉之后,战乱不息,生灵涂炭,人们汲汲于保全性命,无暇搞文学创作,直到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尤其是迁都洛阳后,才开始重视文学,《北史·文苑传序》云:“及太和在运,锐情文学,……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当时,由于政治和地域的不同,南北文风迥异,《隋书·文学传序》曰:“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性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在南北交往过程中,入北的南方士人,将南朝文学介绍到北方,令北朝人叹赏不已。《魏书·祖莹传》载:“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悲平城》诗,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肃更咏,乃失语云:王公吟咏情性,声律殊佳,可更为诵《悲彭城》诗。’”王肃诸人的诗歌,带有明显的江南文风,甚为北人欣赏,但他们并不以文学见长,在南北文学交流过程中虽有影响却不显著。王褒则是当时的文学大家,他和另一位文学家庾信推动了江南文风的北传,在南北文学交流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梁、陈时期流行的宫体诗词句艳丽、内容空虚,但它讲究声律,注意措辞,强调形式美,对唐朝律诗的形成颇有影响。王褒在南朝时是宫体诗的代表人物,他写的《燕歌行》描写征夫思妇的相思之苦,开头写到:初春丽景莺欲娇,桃花流水没河桥。蔷薇花开百重叶,杨柳拂地数千条。[6](P2334)此诗清新流丽,是南朝文学的典型代表。梁末,王褒被迫入魏,过黄河的时候,他写下了著名的《渡河北》: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6](P2340)诗中充斥着悲凉的情绪,与前期的诗风,大相径庭。王褒流寓北土,亡国之痛、乡关之思、异域风情的强烈感情冲击,使他创作出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诗赋文章中,既有南方的绮靡文风,又吸收了北方诗歌悲凉、慷慨的格调,将南北文学融合起来,在当时影响很大,时人以为他和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7](P744)

东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限制立碑,书法以帖为主,多用行、草;北方长于碑刻,惯于楷、隶。南方书法飘逸、灵动,得江左风流;北方书法端庄、古雅,袭汉、魏风骨。碑刻难移,书帖易传,在南北交往过程中,南方书帖不断传入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记载:“梁氏密阁散逸以来,尝见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真草及陶隐居(陶弘景)、阮交州(阮研)、萧祭酒(萧子云)诸书。”帖在南北书法的交融中曾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它毕竟不如人,在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人才真正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传播的使者。王褒入关后,既有文才,又长于书法,北朝王公显贵经常向他求书或请他撰写碑铭,所以,观《全后周文》王褒的作品,为他人所作的章、表、碑铭竟占了绝大部分。颜之推说他“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王褒为书所累,却在北方掀起了学习南方书法的高潮,《周书·赵文深传》曰:“文深少学楷、隶,……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榜,为文深及冀儁而已。……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颜色。后知好尚难反,亦攻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至于碑榜,余人犹莫之逮。王褒亦每先推之。”王褒将南方书法带入关中,促进了南北书法艺术的交融贯通,辉煌的隋唐书法以此起步。

从两晋之际到南北朝,从王导到王肃、王褒,琅邪王氏在推动南北文化交流方面走了一个奇妙的怪圈。永嘉之乱,中华文明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铁骑蹂躏之下陷入灭顶之灾,琅邪王氏等大族的南下,使汉族的先进文化得以在南方保存发展,中国的文化重心也转移到了南方。齐、梁时期,王肃、王褒等人先后入北,将南方先进的典章制度和文学艺术转输到北方,缩短了南北文化的差距,加快了南北文化融合的步伐,为不久的将来文化的统一作出了贡献。(孙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