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介评
发布时间: 2011-11-02 浏览次数: 972

王羲之,字逸少,生于公元303年,361年去世,享年59岁。因他曾任右军,将军,故常被成为“王右军”。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又因他在书法艺术上师承前人,变革古法,创立今体和遒媚流更的书风,把今体书法推向了文人书美的极致,因而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巨匠,被尊为“书圣”。

王羲之家族属于琅琊王氏,西晋时,琅琊国(郡)的第一大族。西晋末年,外受北方匈奴势力刘渊的威胁,内受“八王之乱”的影响,内忧外患政局动荡不安。这时,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建议南迁,并与王羲之的从伯王敦、王导辅佐司马睿渡江,拥立司马睿登基,建立东晋王朝,名重一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居江南王、谢、郗、庾四大家族之首。

南迁过江时,王羲之仅5岁。7岁时,其父率3万大军北征,战败后下落不明。王旷失踪后,王羲之的叔父王廙代兄照顾王羲之一家,并教王羲之书画。王羲之还曾跟书法造诣很深的夫人学习书法。王羲之聪颖勤奋,在名师指点下,几年后,字已写得较好。王导见后非常欣赏,并将自己随身携带过江的钟繇《宣示帖》送给他。他视若珍宝,苦苦习临,书艺大长。13岁时,在文人名士中开始闻名。也许因为他父亲和“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的缘故,他性格骨鲠孤傲,不拘于俗,以致他21岁时,太尉郗鉴在王氏诸少中选婿,他东床袒腹,满不在乎。但郗鉴大为欣赏,将女儿嫁给了他。

325年,在叔父王彬和郗鉴的荐举下,王羲之出任秘书郎。秘书郎隶属中书省秘书监,掌管公府图书典籍,校阅脱误,兼管宫禁中藏书,是最为清贵、容易升迁的官职,高门子弟多以此为初任官。秘书省内收集有先朝及本朝书法名家钟繇、胡昭、张芝、索靖、韦诞、皇象等人手迹,秘书郎可以玩赏和临摹这些珍品。这为王羲之继续勤习书法创造了条件。同时,他还与本族及其他大族子弟互相切磋书法艺术。327年,他由秘书郎迁任会稽王友。329年前后,任江州临川郡太守。临川地僻民稀,远离频有战乱的长江两岸,生活相对比较平静。他偕母亲、妻子一同上任。

魏晋时期,清谈之风大盛,郡守县令以清谈、饮酒遨游为时尚,政务大都由掾属和小吏办理,积弊很深。王羲之初任地方官,从清理积弊入手,多为百姓着想,政务大有起色,享誉一方。但他的上司江州刺史刘胤纵酒耽乐,不恤政事,还频繁调用各郡人力、物力,以征发各郡物资为资本经商暴富,对他干扰很大,但他很无奈。

331年,王羲之的母亲逝世,他三年守丧期满后,于334年入征西将军庾亮幕府为征西参军。342年,出任江州刺史,并加宁远将军武职。348年,殷浩任命王羲之为护军将军。

护军将军为专职武将,护军营有营兵,将军下设长史、司马、功曹、主簿、五官等官吏。他到任不久,即发现兵营中痼疾丛生:营兵员额不足,军队装备如铠甲、兵器、箭支、船只等破旧残缺,马匹皆瘦弱不堪,兵卒老弱参差。而且每任刺史离任时,“皆割精兵器杖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胜计”。两晋延袭曹魏制度,齐民编户之外设立兵户,世代相袭,身份永不变更,被称为“兵家子”。兵户户籍不属郡县而属营部,称为“士籍”或“兵籍”。兵户身份低下,生活困苦,入营后依旧,因此逃亡的很多。而一人逃亡,需一家补兵;一家逃亡,亲戚旁支补兵。甚至一人逃亡,邻伍补兵。积弊很深。他无力改变这种制度,但他在仔细观察、深思熟虑后,力求减少弊端,发布了《临护军教》,规定:“今所在要于公役均平。其差太史忠谨在公者履行诸营,家至人告,畅吾乃心。其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自当参详其宜”(《太平御览》卷240)。当司马昱、殷浩与都督桓温不和时,他致书殷浩,晓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之理。又画了一幅廉(颇)蔺(相如)交欢图送给殷浩,显现了他的大局意识。也许正因为如此,351年,朝廷诏令他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会稽郡和吴郡、吴兴郡合称三吴,是扬州最富庶的地方。郡治所在山阴县,景色优美,古迹众多。该职俸禄为中二千石,比较优厚,因有将军称号,为四品官。他抱着为民分忧、造福一方的愿望,携全家赴任,很想有一番作为。因此,接任后,他即着手了解全郡的户口、赋役、山川、风习、物产、气候、人文等情况,很快进入角色。在亲理郡务中,他发现花费时间最多的并非传统的听讼、劝农、兴教化、举人才等事务,而是应付上自尚书省、下至扬州刺史府下发的公文令符。这些公文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第一,催交田赋军米。田赋有章可循,军米则无固定数额,且每每要求限时限额完成;第二,征兵。由于兵员在路上、营中大量逃亡和死亡,须随时增补;第三,调发郡民赴本郡及本州他郡服名目繁多杂役。而且,政务在由郡守交给县令,县令委之胥吏办理的过程中,又产生了许多弊病。如田赋军米,层层克扣,加上监官的明取暗盗,民间交上百石米粮,等到扬州,只能剩下四五十石,不足之数,再由郡县征收补齐,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为此,他采取了慎选胥吏,尽量均平赋役等措施,但收效不理想。对于朝廷繁重的赋役,他每每上疏荐言,为民请命。他通过观察、调查和思索,看到了仓督监耗盗官米、文符如雨等种种弊端,认为这是“为法不一,牵制者众”的结果,应“思简而易从”;对贪官污吏应“诛翦一人,”达到“其后便断”的效果(《晋书·王羲之传》),以求清明政治;对因处置政务不当,引起百姓流亡、户口日减等弊病的官员,他也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防治意见。

349年至王羲之到任的第3年春天,即353年,会稽郡连年遭受旱灾,青黄不接,饥荒蔓延,百姓又受军粮苛剥,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王羲之果断地省却报灾手续,先行开仓赈贷,救民于危难之中,受到百姓的拥护。

同时,他十分关注朝廷大事,尤其关注关系到国运和百姓夙愿的大事,如北伐、收复国土等,他都坦率直言,以期于事有补。他对几次北伐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表现了他的鉴裁能力。343年,庾翼请求北伐,多数人反对,他则大力支持,认为有可能达到北伐的目的。但对殷浩的北伐采取了否定态度。352年初,殷浩全然不顾江东将士不适应北方严寒气候的实况,上表请伐河洛。结果出师不利,大败而还。然而他不承认北伐失败,准备再次举兵。身在会稽的王羲之深知殷浩“高谈庄老,说空终日”,缺少处理军政事务的实际能力,在对主客观形势进行了分析之后,致书殷浩,劝他暂退江南,并“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还指出要“除其烦苛,省其赋役”,解民于倒悬,否则,不久定会发生农民起义(《晋书·王羲之传》)。同时,上书会稽王司马昱说明此意。但殷浩不听,353年率兵北伐,大败弃资仗辎重而逃,被斩获万余人。

在忧国忧民、勤于政务之暇,王羲之常与好友、名士、同仁聚而赏景、赋诗、论道、切磋书画技艺。会稽山川灵秀,名士多居之。

35333日,是江东人修禊活动(至水边采兰,以驱不祥)之日。这一天,惠风和煦,天气晴朗。王羲之与好友等42人临河踏青,饮酒赋诗。他作诗2首,并为26人的诗作撰写了序文。此序文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文采和处世哲学。更重要的是,他亲自书写的这篇序文,从容中和,雅静洒脱,婉丽多姿,其精妙之度震古烁今,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这便是著名的《兰亭序》。《兰亭序》标志着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户已到了黄金时期。

354年,与王羲之素来不和的王述出任扬州刺史,加征虏将军,成为王羲之的直接上司。王述有意为难王羲之,且向会稽征调大批北伐军用粮米。王羲之深以为耻,于355年率领众子孙到父母墓前宣誓,表示永远不再为官。此举引起朝野震动,劝慰者众多,但他不为所动,彻底告别了官宦生涯。辞官之后,他“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陶然清闲,过着检视田产、教养儿孙的归隐式生活。

魏晋时期,佛教盛行,老庄之说亦大盛。王羲之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文人一样,思想是儒释道杂糅的。琅琊王氏世代信奉天师道,王羲之在家庭与时代的熏染下,对老庄学说及神仙之术深信不疑。他与道教中人往来甚密,采药不远千里,共修且服食五石散,终至疾病缠身。他崇道亦信佛理,与著名佛教学者支遁的关系十分密切。支遁是佛教般若学六大家之一,身为僧徒,出入朱门,以谈玄论道迎合士大夫,借以宣传佛教。王羲之深受其影响,书信中多有谈佛论道之悟。

王羲之晚年书法艺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他将人生感悟与对艺术的完美追求融为一体,演奏出了生命的最后华章。史载:“羲之书,……及其暮年方妙”。唐太宗李世民的评价为“尽善尽美”。现在的传世书帖,即使是摹本,也被书家认定为楷书的极致。

综观王羲之的一生可以看出,虽然他一生都在学习书法、研究书法,但他的“主业”是为官。他从325年出任秘书郎开始仕宦生涯,至355年誓墓不为官,长达30年,为他寿命的一半多。他曾先后担任会稽王友、临川太守、征西幕府参军、江州刺史、护军将军、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他有大局意识,无论主宰一方,还是僻处一隅,甚至闲散在野,都关注国家大事,且以国事为重,敢于直书胸臆;他有较强的行政能力,为官时,能体察民情,为民请命,能发现政务弊端及其原因,还能采取可行的措施,力争在立德、立功、立言上有所作为。虽然由于历史及时代的原因,未能每每如愿,但仍不失为一位不错的官员。当然,与他的书法艺术成就相比相差甚远。因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像他这样的“书圣”,只有一人,而中国行政管理史上与他有类似功绩的人却难以数计。从另一角度考虑,正是由于他在书法方面的巨大成功,才使人们忽视甚至忽略了他的政绩。(汲广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