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述略
发布时间: 2011-11-29 浏览次数: 5271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只有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貌。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问题,学术界也存在诸多争议,尤其是有些论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只取其一而不取其二,忽视了传统文化是一与多的统一,这就难免陷入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的境地。这种情况之所以存在,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对何为“精髓”存在理解上的歧义,二是因为有些论者按照“各取所需”的原则各自对传统文化的精髓加以宏论。究竟应该本着怎样的学理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的精髓问题,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怎样的内涵,传统文化的精髓到底包含哪些方面的具体内容,等等,这些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究。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对传统文化的精髓把握不准不全,势必影响到现实生活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的吸收、继承、弘扬与发展。因此,本文撇开中国传统文化涉及的流派之争不谈,仅对传统文化精髓之理解及其内涵进行概述,以期抛砖引玉。

一、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

要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问题,首先需简要区别几个相关概念:一是何为“文化”,二是何为“传统文化”,三是哪些内容可以称之为“精髓”,即“精髓”本身应该是什么。

首先,“文化”一词在中文里最初的含义是指以“人文”、“化成天下”之意。“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化”的本意是指变化、生成、造化。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文”与“化”字均有了更多的引申意义。最初,“文”与“化”一直是分开使用的,到西汉以后,“文”与“化”才被经常连在一起使用,随后便逐渐凝固成一个词。但此时并未出现现代意义上人们常用的“文化”一词。按照古人的理解,“文化”就是“以文教化”。到了近代人们开始借用中国固有的“文明”、“文化”等词,并赋予其新义,从而产生了我们今天通常所理解和使用的“文化”一词。不过中国的“文化”一词更侧重于精神领域的“文治教化”,而“文明”一词则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

“文”与“化”结合在一起构成“文化”一词意味着人以其所创造的各种器具、制度、道德、知识、科学技艺、习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和思想观念等非自然的产物和手段来对整个世界进行合目的性的改造,从而使“人”区别于物,并使世界在一定的层次和意义上符合人的目的和需要。在此意义上,文化也就是指人类对自然和世界的改造及其结果,即世界的“人化”。对于“文化”概念,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1871年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作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他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的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1]泰勒强调了文化作为一个精神文化的综合整体的基本含义,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从文化的广义上理解,文化是指与人及活动有关的所有人类活动及其结果,文化在此获得了文明一词的所有内涵。这样来理解文化,我们就可以把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而本文所说的文化,主要是从文化的狭义方面来理解和应用,即主要从精神文化的价值层面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分析和论述。

其次,传统文化不是已逝的过去,而是连接过去的现在和奔向未来的今天。从时间上来说,“传统”一般与“现代”或“当代”相对应,就是说,“传统文化”是与“现代文化”或“当代文化”相对应的。虽然就“传统”与“现代”的划分,人们也存在某些争议,但至少可以肯定,以鸦片战争为界划分“传统”与“现代”还是大多数人的共识并被广泛采用。因此,我们在此也把“传统文化”定位为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

其三,何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精髓”被解释为“比喻精华”,所谓“精华”则被解释为“(事物)最重要、最好的部分;()光华;光辉。”从“精髓”本身的内涵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的精髓问题既是一个事实判断,又是一个价值判断,是二者的结合,但价值判断归根到底取决于传统文化本身的内在价值及其生命力。因此,对于何为传统文化精髓的问题,我们既要看传统文化本身内容的内在张力,又要看其对现实生活与实践的影响而产生的当代价值。虽然我们在生活实践中有时不可避免地按照“各取所需”的原则对待传统文化,但在学理上以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的方式宏论传统文化的精髓则显然不妥。

众所周之,近现代以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一直是人们激烈争论的焦点,也是当今社会文化沙龙中人们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围绕同一个问题的讨论,最终却出现了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两种不同的选择结果。其中,文化虚无主义主张“全盘西化”,其实质是一种在文化上以否定民族的文化传统、主张西化为价值取向的思潮。文化复古主义则是一种文化自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伟大”、“最辉煌”的文化,甚至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儒学文化的复兴上”。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究其根源,以上对待传统文化的两种极端态度都是因为没有准确、全面地把握好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问题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二、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说或流派。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它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即使在今天仍发挥着作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大致可以从科学技艺层面和伦理价值层面两方面来加以概述。从科学技艺层面看,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包括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园林建筑文化、工艺美术文化、戏剧舞蹈相声等娱乐文化、武术健身养生等体育文化、天文历法、发明创造及中医理论等。从伦理价值层面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可以概括为君子文化、尚贤文化、谋略文化、耻感文化、礼仪文化、忠孝文化、爱国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精神等。本文仅从伦理价值层面对传统文化之精髓进行简要议述。君子文化融中国传统文化之修身养性、为人处世哲学为一体,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显示出独具特色的一面。对君子人格的崇尚与培养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主题之一。君子人格反映出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义利观、道德观。众所周之,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做人先于做事,做人是做事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君子文化就是要教育人们做人要做君子而不要做小人。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以德育的形式代替宗教的传统,对理想君子人格的塑造和追求正好体现了这一传统。君子人格融温良恭俭让为一体,并具有慎独的自警意识。君子贵和尚中、善解能容的处世哲学,君子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等都在理想的君子人格中得以体现。因此,孔子的许多至理名言,在今天仍然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用语,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怀德,小人怀土”[2]等等,这些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思想言语无不显示出君子人格的强大魅力,并引导一代代中国人把追求君子人格作为个人修身养性的标准和为人处世的方式之一。

尚贤文化曾经是中国传统吏制建设所推崇的一大传统,尚贤思想引导着一代代中国人对知识、能力与人才加以敬重。在中国历史上,尧舜禅让的故事开了尚贤文化的先河并一直为人们所传颂。尚贤文化的核心是“赏贤使能”,就是尊崇和任用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如孔子的礼贤下士主张、荀子的赏贤使能思想等,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墨子对尚贤思想做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梳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尚贤文化。墨子的尚贤思想是针对当时的世袭贵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贵族官员现象而提出的一种政治主张,其目的是让普通民众中的贤良之士有机会参与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他认为,即使是一般农民和工匠,只要其具备一定的学识、才能和良好的品德,就应该得到举荐和任用,并给以相应的权力和足够的俸禄,让他去为国为民效力。墨子认为,尚贤使能是“为政之本”、众贤则是“为政之要”、举贤是“为政之能”。一个国家贤良之士的众寡以及是否做到尚贤使能,是关系着国家的强弱或兴衰、社会的稳定或混乱之根本。他说:“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3]在他看来,贤良之士是崇尚道德的“仁人”,是有学识能善辩的“智者”,是国家之“珍宝”,是社稷之“栋梁”。墨子心目中的贤良之士,就是德行忠厚、道术渊博的德才兼备之人。要做到赏贤使能,就必须打破原有的尊卑贵贱、亲疏远近的等级界限,对有贤德之人“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其实,就墨子的尚贤思想来看,尽管其带有较为浓厚的理想色彩,但其主张对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人才选拔仍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耻感文化是一种特别注重他人评价和反应的文化。古代中国的“耻感文化”特别强调外在的他律,即主要表现为他人对主体行为的反应和评价。如果一个人感觉自己的行为被他人或群体所肯定、钦佩、敬仰和遵从,他就会在内心油然产生荣誉之感;反之,如果一个人感觉自己的行为被他人或群体所否定、埋怨、贬斥和鄙视,他就会情不自禁产生羞耻之心。正如孟子所说的君子三大乐事,其一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4],这是耻感文化的典型表现。因此,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知耻”的重要性,并把“知耻”意识看作道德的基础,犹如孟子所言:“羞恶之心,义之端也”。[4]而《管子·牧民》从国家治理的高度突出礼义廉耻的重要性,指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5]孟子则从个人品格修养的角度强调:“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4]他甚至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4]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认为“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6]清末的龚自珍将个人的知耻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提出了著名的“廉耻论”。他指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7]可见,中国先贤不仅早就认识到耻感在指导和制约人的行为、引导社会风气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将其视为修身齐家、安邦治国的有效手段。

在历史上,中国自古就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并以其宏大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完整的伦理道德、生活行为规范。这个完整的伦理道德、生活行为规范就构成了一种“文化”,即礼仪文化。礼仪要求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行为按规定的或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进行。礼仪文化涵盖人们社会活动中所涉及的交谈、服饰、仪表举止、社交、公共生活、餐饮、求职以及涉外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和要求,这些规范和要求对于现代人的社交活动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且很多内容和形式至今仍然被有效地沿用。

忠孝文化最初源于儒家对于个人在家庭和国家的角色的理解。作为调节社会人伦关系的基本行为规范,“忠孝”意即忠君孝亲,它源于儒家所倡导的“亲亲”思想,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论语·八佾》说“臣事君以忠”[3],要求臣子对君无条件地效忠。《孝经》说:“夫孝,始于事亲,于事,终于立身。”[8]孝的最初含义是孝敬父母,是对儿女提出的在家庭中必须履行的义务,随后推而广之,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对社会也应承担“尽孝”的责任。这样,儒家就以个人和家庭为基础,以忠孝为纽带,把个人、家庭和社会联系起来,给每个社会成员规定了立身处事、居家做人的基本准则。儒家甚至倡导“孝为百善之首”。《孝经》上说:“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母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8],也就是说,无论是家庭、国家和社会都要讲“孝道”。为此,黑格尔曾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提出:“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9]随着文明的进步,忠孝文化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至今已被广泛应用于对国家、人民、民族的忠诚,对父母长辈的孝敬。

可见,忠孝文化是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其中包含的许多道德智慧至今仍然具有现实的生命力,以忠、孝为基石的道德规范早已溶入并沉淀于中国社会的各领域,并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深层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当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千百年来,中华儿女就以自己的无限忠诚履行着对祖国的责任和义务,并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伟大实践中体现自己的爱国情操和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激励着人们前赴后继,为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进步不懈奋斗,是我们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各民族都涌现出了不计其数的爱国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为后人所颂扬和垂范。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等爱国情操无不为一代代中华儿女所传颂,无不被一代代华夏儿女所发扬光大。

充满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主要是注重民生的人文主义,其民胞物与的社会理想,崇德重义、仁爱胸怀的道德情操等彰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道主义情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传统的民本思想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创立的儒学的核心内容就是倡导“仁者爱人”。他说:“仁者,莫大于爱民。”[2]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提倡一种做人的原则,那就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孔子之“仁”是一种道德意识,即对人的“仁爱之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标准,“仁”反映的是人的本质属性。孔子之后,孟子则明确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下。”[4]他主张的“仁政”是爱民、惠民、利民之政。仁政以天下黎民百姓的安居乐业为内涵,要求对社会成员普遍施以人道。墨子把“兼相爱,交相利”作为自己重要的政治主张,用“兼爱”取代儒家的“仁爱”。墨子所谓的“兼爱”,是一种克服了儒家“爱有等差”之私爱成分又保留了其“爱人”成分之爱,是人与人之间不分地位等级不分亲疏远近和贫富贵贱的平等之爱。这种爱比孔子的“亲亲”之爱要求更高,但又不乏太多理想的成分,这种爱实际上体现的更多的是墨子的一种道德理想和对其理想社会的一种憧憬。墨子指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3]。可见,墨子的“兼爱”完全是一种“自发的”平等之爱。就“兼爱”的作用问题,墨子认为“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3]“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3]这种“兼爱”是无阶级性之爱,体现了其原始而朴素的人道“博爱”精神。由此可见,中国的人道主义精神早已深深地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至今对于中国社会仍然产生出重大而深远的现实影响。

三、对待传统文化的应然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拥有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其核心内容为“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因此,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具备着育人的功能。正是因为这样,《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我国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传统文化课;中学语文课增加诗词的比重;继续完善中华民族始祖的祭典活动;充分发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传统民族节庆的作用。可见国家已经有意识地开始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使国人的视线又一次聚焦到“回归优秀传统文化”这个主题上来。在社会实践中,传统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商业等行业应用于经营管理中。因此,如何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首先,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必须奉行科学健康的“扬弃”态度。对积极健康向上的传统文化必须大力加以倡导、继承和发展,让其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发扬光大,并以新的时代内容补充、完善其具体内容。对于那些腐朽落后消极的传统文化,则毫不留情地加以抛弃。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待科学技艺层面的传统文化,由于其日显经济价值,因此,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种文化自觉,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在对待伦理价值层面上的传统文化的态度,需要政府及社会各界做更多的实际工作,以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以德育人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彰显传统文化精髓的时代魅力。

其次,对待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必须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以静止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另一种是以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前一种情况有两种表现,一是文化复古主义,认为一切都是传统的好,要完完全全不折不扣地回归到“真正的传统”,即人们的言行举止都应当回到古装戏里去;二是认为传统文化都是起源于农耕时代的封建文化,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而是没落的文化,这种观点没有看到文化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流变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忽视了文化具有普适性的一面,即在任何文化中都存在其具有长期的生命力并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最终还是倒向了文化虚无主义。

第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我们应当吸取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在传统文化内涵基础上,提倡一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君子文化。在选人用人上吸取尚贤文化的思想精华,真正使那些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人得到提拨和重用。这样才能有益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最后,对于为政者来说,应当始终坚持做到“亲君子,远小人”。要做到这点,我们有必要加强耻感文化的建设,用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武装人们的心灵。因为,君子文化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无疑有助于人们真正达到“和而不同”的和谐境界,但耻感文化的建设则是一种“精神法”的建设,它有助于推进人们行为的道德自律。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现代人在传统文化面前真的可以做到各取所需。但是,吸取什么、提倡什么、弘扬什么、发展什么,等等,直接决定中国现代文化的未来走向。在这方面,我们如何对待历史,历史就会如何对待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要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去寻找,要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去体现、体验和检验。进一步发掘并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经世致用,必将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赵东海,梁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