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地区古文化散议
发布时间: 2011-11-02 浏览次数: 137

    现时划分海岱文化区系所称的鲁东南地区,主要指原行政版图上的临沂地区,包括今临沂市所辖各区、县,日照市区和莒县,以及已划归淄博市的沂源县。这一地区北倚鲁中泰沂山区,西接鲁西南平原,南邻苏北淮河下游流域,东滨黄海,地处历史上所称淮岱地区的核心地带,古文化发展源远流长。研究远古和上古东夷文化,本地区始终是重要的一翼。

(一)创榛辟莽的沂沭旧石器文化

广义海岱区域(包括今山东全境及其邻境地区)的旧石器文化,目前最早可以上溯到发现于沂蒙山腹地的沂源猿人,距今已有几十万年。同属旧石器早期的文化遗存,在沂水县西北的南洼洞也有发现。这是迄今为止在整个海岱地区所发现的仅有的两处旧石器早期遗存,可与北京猿人、辽宁营口金牛山猿人及安徽和县猿人等遗迹作比照研究。旧石器中期的人类遗骨化石和文化遗存,目前在海岱地区还没有发现。旧石器晚期的发现则相对较多一些,主有沂源千人洞和上崖洞遗址、沂水湖埠西遗址、新泰乌珠台遗址、胶东长岛遗址及日照沿海的多处遗址等,另外在蓬莱、蒙阴、平邑、莒南、郯城和江苏东海、连云港等县市也陆续有所发现。这些遗址和地点,总共近30处,绝大多数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除蓬莱、长岛所见地处渤海湾南岸外,其余几乎全都集中在沂河与沭河上中游地区,所以考古学者或统称之为“沂沭旧石器文化”。据现有考古成果大概可以说,海岱旧石器文化最早是以泰沂山区为中心起源地的,后来逐渐扩展到海岱各地,而其中最主要的一支是沿着沂河与沭河流域向南发展的,在海岱古文化创榛辟莽的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承前启后的沂沭细石器文化

在考古学上,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之间的过渡阶段,过去习称为中石器时代,现在一般归属为旧石器代晚期的一部分,而也有人归属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部分。这一阶段的文化,突出特点是石器遗存往往以细小石器为主,所以通常被称为细石器文化。过去有人认为细石器文化在我国只有部分地区才有,并不是每个地区都有;而海岱考古的既有成果表明,本地区不但有细石器文化,而且相当丰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沂河、沭河流域的细石器文化。这一文化形态的确立,以临沂凤凰岭遗址的发现为开端,1982年在这里采集到大量混杂于陶片、磨制和打制石器及动物化石中的细石器,继而在试掘中也见到掩埋于黄土层中的细石器,并发现用火的痕迹。此后数年间,考古工作者多次在临沂地区进行野外考察和细石器专题调查,又接连在临沂市东南青峰岭、市北汤头镇及苍山、郯城、临沭、日照、莒南、莒县、沂水、平邑等县境,发现了上百处细石器地点和遗址。这一系列发现集中于沂河与沭河上中游流域,细小石器的原料、类别、器形和加工技术都较复杂,考古学者一般称之为“沂沭细石器文化”。其年代大致可定在距今二万至一万年左右,其晚期遗存已经进人新石器时代。这一文化类型的源头,应该主是沂沭旧石器晚期文化。事实上,海岱旧石器文化的年代越是拖后,所见粗大打制石器就越是减少,与此相应的是同时出土的大型动物遗骨也越减少。至于旧石器晚期阶段,则大部分石器都显示出逐渐细小化的倾向,细石器文化即是这一变化趋势的自然结果。

沂源猿人和海岱早期旧石器文化的遗存,主要集中于群山环绕、地势较高的沂河源头和上游地区,海拔一般在300150之间;而绝大多数晚期旧石器地点和几乎全部細石器遗存,都分布於沂河上游下段及沂、沭河中游地區的山前平原、低洼地和淺山丘陵地带,海拔一般在10070以下。这一地带,如果从沂河源头算起,下至苏、鲁交界的马陵山地区,南北总长实际在240公里左右,沂、沭河并行地段的东西宽也有几十公里。由地势的高下相形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海岱地区古人类的栖居地在几十万年间,从山地沿河流逐渐下降了一二百米。这一事实用以印证人类“先居山岭,后沿河流”的文化起源论是有典型意义的。有学者用山林文化、山麓文化、河谷文化的概念来形容此种发展的阶段特征,有一定道理,不过在沂蒙山区及其余脉的延伸地带,诸种文化实际上是长期并存的,直到新石器时代,山地文化与平原文化仍然相互依存。在泰沂山区以西的汶、泗流域,也发现不少细石器地点(多在今济宁地区),但器类以石片居多,加工技术也远不如沂沭细石器精细。

细石器文化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原始经济生活内在变化的动因。我国已知的细石器文化遗址,广泛分布于东北、内蒙、宁夏、新疆、西藏等地区,几乎凡游牧之地在在皆有,并且大都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由此推断沂沭细石器文化,这里大概曾是原始游牧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同时家畜饲养也已成为人们的重要衣食之源。可以设想,远古沂、沭河流域本属森林-草原气候,山坡河谷林茂草丰,到处都可作为天然牧地,是孕育并产生原始畜牧业的最佳场所。沂沭细石器文化居民多散处低山丘陵地带,也可与此相印证,并可能随着畜牧业的繁荣,已开始经营原始农业。就社会组织而言,其时群体的游动应该进一步减少,相当一部分群体相对稳定的时间增长,从而出现原始的按血统关系组织起来的母系氏族及简单的氏族制度,并形成一些散处的聚落,其中个别较发展的聚落还可能已具备部落的雏型。这些都是新石器时代农耕定居文化的直接源头。

(三)新石器时代鲁东南地区的文化演进

海岱区域的新石器文化,如今在考古学上已建立起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的完整谱系。临沂地区所在的鲁东南地区,其新石器文化应该主要是由沂沭细石器文化发展来的,但目前尚缺少二者衔接的直接证据。已发现的后李文化遗址集中于鲁北济南、章丘以至邹平、临淄、潍坊一线,其年代上限大约可以上推到距今9000年前,与典型细石器时代尚有以一段距离。后李文化居民已普遍使用粗制的陶器,这是区别新、旧石器时代的一个重大标志;而发掘所见的浅地穴式房址普遍面积较大(可达五六十平方米以上),应是适应母系大家庭居住的房屋。据说近年在沂源县境内也发现了后李文化遗迹,可为临沂地区新石器文化渊源的研究提供新材料。

北辛文化阶段,按目前考古学界的类型划分,主要有鲁中南汶泗流域、鲁北、苏北及胶东几个地方类型,鲁东南地区几乎还是北辛文化考古的空白区。估计同时期的当地文化应该与汶泗流域的北辛类型及苏北的有关类型有着更多的联系,而北部山区与鲁北的类型也有关联。到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情况也还与北辛文化阶段差不多。下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则考古遗址的地区分布逐渐趋向均衡,鲁东南地区也成为重要的分布区。特别是晚期阶段,莒县陵阳河类型成为大汶口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地方类型之一。这里出土的陶器,尤其是可能为祭天器物的大口灰陶尊及大量被视为酒器的高柄杯,以及被看作汉字萌芽的陶器符号,都反映出高度发达的原始农耕文化,其发达程度并不亚于汶泗流域的大汶口等文化中心,甚至呈现出超越同时期中原文化之势。陵阳河墓地的大墓、富墓与小墓、贫墓之间,显示出清楚的兆域划分,表明不同家族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文明的因素已积累甚重。

进入海岱龙山文化阶段,陵阳河类型演化为日照尧王城类型,社会组织发展到早期国家体制的城邦或“酋邦”阶段,开始大踏步过渡到文明社会。按考古学者的意见,尧王城类型、也就是这时鲁东南类型的遗址,分布于沂、沭河中上游及东南沿海的丘陵与河谷平原地带,西邻鲁西南尹家城类型,北邻鲁北中部姚官庄类型,东至黄海,南界陇海铁路,包括今临沂、日照两市及江苏东北部的一部分,还可细分为尧王城、临沂市西区、临沂市东区及莒县、沂水、郯城、费县至平邑等若干片,总体上看文化内涵较单纯,自身特色鲜明。从海岱龙山文化地方类型的相互联系上观察,诸种类型大体可分为南、北两系:北系以鲁北地区为腹地,东及胶东,向西经由鲁西地区,扩展到豫东北、冀南;南系则以鲁东南沿海地带及鲁中南地区为腹地,向西扩至鲁西南、豫东及皖北。南、北两系大致以泰沂山地为界隔,事实上也就是史前东夷文化交通中原的两大轴心。鲁东南地区为南系枢纽,在海岱区域文化整合的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古史传说所称的太昊和少昊,实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东夷两大集团,而以兴起的先后及原初地位的不同称为太昊和少昊,“昊”是太阳崇拜的代表符号,故学者或称太昊、少昊为太阳神、小太阳神。两集团的兴起标志着东夷集群的正式形成,这一集群也可称为东夷族或东夷文化共同体。“夷”为族称初见于商代甲骨文,原字的写法是在“人”字的下部稍作屈曲,以示双膝跪地、两脚向后、上身挺直的踞坐之形,当隶定为“尸”字(即“居”、“踞”之初形);后来又或用音近的“衣”字,西周金文则仍多沿用“尸”字,大约到春秋以后才逐渐通行使用“夷”字。不过东夷古史自可推溯至史前,故《竹书纪年》追叙夏初史事,已有关于“九夷”的记载。“夷”为“东方之人”的称呼源于日常生活起居的标准坐姿,“昊”为集团称呼源于太阳神崇拜,古夷人普遍信奉的鸟图腾则大抵与祖先崇拜相联系,这些都须区别对待。

太昊、少昊及炎帝、黄帝等名都是太阳文化的产物,均盛行于传说的“五帝”时代(大致相当于考古的龙山文化时期),并进而塑造出统一的最高太阳神——高阳帝颛顼。照笔者的理解,太昊集团原居鲁中南及东南地区,兴起较早,而以东夷“圣地”曲阜一带为活动中心,莒县陵阳河一带也是其中心之一;后来这一集团大规模西进中原,而以豫东淮阳一带为活动中心,成为中原部落大联盟的主导势力之一,此即所谓“太昊居陈”。传说的帝喾、帝舜和皋陶诸部,应该都出于太昊集团。少昊集团原居鲁北以至渤海湾沿岸,兴起较晚,而后来也大规模西进,取代太昊集团而成为现今山东全境古夷人的的总代表。传说的蚩尤、颛顼、祝融、伯益诸部,应该都出于少昊集团。西进后的少昊集团也曾以曲阜一带为活动中心,但现今在日照一带所发现的古城组也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一城组目前可包括日照两城镇、尧王城、东海峪及五莲丹土诸城址,龙山文化内涵都极为丰富。据考古学者调查,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在北自山东胶南、南达江苏赣榆的广阔区域内,曾先后形成以两城镇(北部)和尧王城(南部)为中心的两大地方集群,当地文化一时大盛,而到龙山文化中期以后趋向衰落。我们怀疑龙山时代早期,两城镇或尧王城也曾为少昊集团西进过程中的驻地,当地社会组织在通常“酋邦”的都-邑-聚三级体制之上,可能更有一个大集团的层次。至少,这里应该曾存在一个或几个有重要影响的大方国。

(四)夏商周三代鲁东南地区的文化流动

夏、商、西周时期的海岱各地区文化,在逐步融入以中原王朝为代表的华夏民族共同体文化大体系的同时,仍在一些基本的层面上保持着自己的传统特色。相对来说,泰沂山区以西的夷人文化区化入中原文化区较早,山东半岛地区则更多长久地保持着土著夷人文化。其间部族流动及与此相伴随的文化流动,多有见于文献记载而与鲁东南地区相关的史实。

夏、商时代所指称的“九夷”,大要是指泰沂山区以东的夷人方国或部落,但也还包括泰沂山区以西的一些传统东夷大部落的后裔。例如“九夷”中居首的畎夷,其原居地不详,而从《尚书·禹贡》所记载的“岱畎”、“羽畎”等概念来看,这一部族很可能原居泰沂山区及其以南的丘陵地带,因依山傍谷而得名。当“五帝”时代末年夷夏交争之时,畎夷曾是夏后氏的主要抗衡势力之一,大致到夏王帝芬、帝泄时才服从于夏。夏末后桀之乱,它长驱西迁至邠岐间(今陕西旬邑、岐山一带),在土壤肥沃、水草丰美的泾渭平原上定居,后来成为犬戎之祖。商代成汤以至武丁时,畎夷屡次被逐,又继续西迁。自商末以至西周,犬戎叛服不常,屡屡寇边,始终是中原王朝的大患。周文王、穆王都曾西征犬戎,而到周幽王时,终因王朝统治集团内乱,西夷犬戎交侵,导致西周灭亡。

夏、商之际西迁的东夷部族,以秦人祖先——伯益部的一支更为有名。秦夷出于伯益部,信奉燕图腾,“燕”、“益”一音之转,《汉书·古今人表》中的伯益之名就还保持着燕子的象形。秦人的玄鸟卵生神话与商人如出一辄(见《史记·秦本纪》),故其先祖有“大廉”、“大费”、“蜚廉”等称呼,又称“鸟俗氏”。“蜚廉”其实是“燕”字的拼读,“费”则只是这一拼读的省写和转换字,都是以图腾名称为祖先之名的。这个“费”字后来转为地名,即今费县一带,亦即这里应是秦人的原居地。秦人先祖又有“恶来”之名(古读如“乌黎”),也是由“燕”、“益”之名转来的,我们怀疑“秦”为族名又由“恶来”促读而来,只是后来发生了音变。商汤灭夏时,秦人首领费昌去夏归商,做了商汤的御手,在鸣条之战及随后的一系列西征战役中立了大功,从此定居渭水流域,为商王朝保西陲。秦之先挟带海岱民族雄健而浪漫的文化基因西上,以深厚的文化根系吸收羌、戎血液,遂使原有的尚武之风愈增几分慓悍、粗犷与桀骜不驯,变得更加强韧、刚戾、严峻而刻峭,后来秦人能够横扫六合,统一中国,不能不说这也是它不可抵御的内在发生力之一。

商部族本出于东夷,广义商文化与夷文化的共生和分化曾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关于商部族的起源地,史学界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分歧很大,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它原居山东境内,并且其中心地很可能就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的莒县陵阳河文化区,而到龙山时代渐次西移。史载商部族源出帝喾部(这在甲骨文中也有反映),属太昊集团,而太昊集团原分布于今鲁东南至豫东地区,并扩散到皖东北和苏北。大概商部族初随太昊集团西迁至今河南商丘一带,后来其文化才逐渐向南、北发展,故今冀南与皖北也多有先商文化遗迹。商王朝建立后,作为华夏文化的商文化已不等同于东夷文化,不过商文化直到它的鼎盛期,仍带有鲜明的东方特点,其文化要素多可上推到大汶口-海岱龙山文化。因此直到商晚期,祖居西部地区的周人仍统称商人为夷人,并由此转称商人、商城、商王朝为“殷”。商王朝的中心统治区,早期还大体在西起黄河、北至济水、东到沂河、南达今淮河的范围内,到后期(特别是武丁时期)才大规模向西北扩展。

临沂地区在商代应该已属于商朝的统治区域,但现时在临沂以东,还很少发现典型商文化的遗迹。商后期与东夷的关系渐趋紧张,史载商王仲丁、河亶甲曾先后征蓝夷。这个蓝夷不在有明确称呼的“九夷”之内,其地望不清楚,有人推测它在今临沂、苍山一带,也是一种可能。下至晚商,商王朝用重兵对付东夷,并最终因长期的战争而耗尽了国力,导致周人灭商。商王亲征夷方(甲骨文作“尸方”)的路线,现在还可据卜辞恢复,但诸多地名都难确考,其中哪些与临沂地区有关系,还有待今后的研究和查证。

商代临沂地区的文化,应该与古奄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奄国又称商奄,是商代鲁西南地区的一个大方国,在卜辞中有记录。其名又称“运燕”,也是“燕”字的拼读,其族当亦源出伯益部,与秦人是近亲部落。当奄国盛时,至少临沂地区西部应该归属奄文化区。周初奄人支持商王室后裔武庚发动复国战争,周公东征时被镇压,其君主也被迁至薄姑氏旧地(在今博兴县境)。不过奄人的势力并未被彻底消灭,大约到康王初年,奄人又纠集淮夷势力卷土重来,威胁周王朝分封的鲁国。周人被迫进行第二次大东征,主帅是毛公,班簋等铭文及《尚书·费誓》所记当即其时事。鲁侯簋铭文说到鲁侯在费地慰劳王师,另有一件簋铭谈到毛公遣兵“伐海眉”而到达今郯城一带,大概这次东征的主战场就在今临沂以西、以南的苏鲁交界地区。

商末周初东夷地区的长期战乱,曾导致潍淄流域的徐淮夷沿东南濒海干道大批向西南方向迁徙。徐夷实即“九夷”中居第二位的于夷,因潍水古又称淮水,故徐夷原又称淮夷(今可称北淮夷)。现在的淮河、徐州等名,都是因原在山东半岛的徐淮夷南迁后带去的。迁徙后的徐夷,商末散处今鲁南邹城、滕州、薛县、费县等地,个别氏族可能还流动到兖州附近。周初以降,他们迫于中原王朝的压力而陆续南移,乃到达现在的徐海地区。《诗·鲁颂·閟宫》所称的“徐宅”,即徐夷南迁后的中心邑落,从诗中所涉及的龟蒙山、凫峄山的地望来看,还在今费县一带。20世纪70年代初,在费县台子沟出土了一件徐子鼎,正与《诗经》的记录相吻合。周初徐夷也曾支持武庚复国,与奄人同为周王朝的重点打击对象。南迁后的徐夷,渐与它所源出的东夷有别而自成一系,后来更与当地部族融合、同化,不断扩张为一方强大的势力,而成为南淮夷的核心方国之一,长期与周王朝抗衡。古徐国最后于公元前512年为吴国所灭。

西周时期,鲁国强大,其东部边界延伸至泰沂山区西南侧。东周时期,鲁国削弱以至灭亡,齐国则渐次强大以至称霸,今临沂地区的大部分地盘曾归属齐国,南端又一度入于楚国。因此两周本地区文化同时受到鲁文化、齐文化及楚文化的影响,而齐文化的影响尤为久远,魏晋时期一时称盛的琅邪文化仍呈现出典型的开放创新的齐文化风格。( 张富祥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