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自省
发布时间: 2011-11-29 浏览次数: 46

“民俗”一词既非现代新创,更非外来术语,在古代中国早有定称,并对于不同的民俗事象就有:风、俗、民俗、谣俗、民间歌谣、谚语、谜语、寓言等名称。“民俗是在一定的社会氛围中世代传习的行为模式。它体现在物质的、社群的、精神的、语言的诸多层面,构成了民间文化的基础。”①张道一先生评价到:“民俗事象见之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而且它反映着民族的心理和精神。”

然而“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则是由国外引入中国的。这使中国民俗学始终带有舶来品的嫌疑,表现在现有的研究方法多是挪用西方或相关学科的,未能形成研究流派,一旦离开了西方的学术术语,民俗学家便陷入了失语的境地。钟敬文先生发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号召。

民俗就像一面镜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民俗内容也自然相当丰富多彩。但为什么没能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呢?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很多,从大格局而言,这和中国人“轻术重学”的传统有很大关系,与儒家所说的“道”、“器”关系极有关联;具体说来也是受中国长期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制流毒的影响。一定的文化形态与一定区域的地理生态条件和人文历史分不开,它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环境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变化的。“所谓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指的是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②随着一批民俗学家的努力探索,中国民俗学正逐渐走上正轨,但在完善基本理论方法的同时,中国民俗学还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社会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21世纪,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文化的传播与交融现象愈加频繁,包括民俗文化在内的文化事象正发生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变化。陶思炎教授如是说:“民俗学是对传承性民间文化加以搜集、记录和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它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包括事物研究、背景研究、功能研究、传播研究和变迁研究等。”③由此可以看出,不仅仅做民俗资料的“发掘者”,而且也应是有理论、有见解、有方法的“研究家”,注重于民俗演化的规律,强调文化的延续性。换言之,民俗学研究在注重历史的同时,不能忽略现实。

旧俗的劝诫与倡导问题

说到旧俗,人们第一反应的匹配词语便是“陋习”,在现代中国社会,更是打出了“破千年旧俗,树万代新风”的口号。其实,这里存在着很大的错误理解。这种牵连到人的本性且不登大雅之堂的旧俗往往反映了早期时代最关心的问题:生存。民俗学家围绕着人的生物本能和文化本能而形成的奇风异俗的研究,本质上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特殊关注。陶思炎教授再三强调迷信与俗信的关系问题,指出:“迷信”与“俗信”并非泾渭分明,常常相缠相绕,需要加以仔细的考究和审慎的取舍,既不能为了反迷信而破除一切无害的风俗信仰,也不宜为了保护传统而对弊陋的迷信听之任之。”④所谓“移风俗”或“移风易俗”,即摒弃那些妨害人们生活的陋俗,阐扬有利于人们心智的风俗,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风俗也随时处在变动之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些风俗消亡了,有些风俗发展成了礼仪制度的一部分,而有些则一直在民间传承不绝。“移风易俗既是社会社会生活的改革,也是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改革,其结果导向人民的殷盛和国家的富强。”⑤因此,俗信与迷信的对比工作更值得加以研究和重视。

目前看来,社会在进行移风易俗的活动时主要采取两只能够办法:教化法(以身作则)与强制取消。这两种方法在特定条件下,对移风易俗、提升社会风气都可能达到一定的效果,然而移风易俗在本质上是一种教化人心的活动,只有用教育的方式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历史上齐桓公和商鞅的不同做法所得结果正是很好的例证。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说明了对教化风俗之事,只能靠榜样引导,而不能靠强力推进。孟子也说:“君子欲化民成俗,莫如学”。移风易俗属于教化范畴的内容,对教化的东西用法律来强行推进,尽管它可能救弊于一时,但难达到长治久安的功效。

民俗研究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实地研究法(亦称“田野作业法”)、民俗调查法、口头咨询法等等,并伴之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其中包括音像技术)。与此同时,人们千万不可忽视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利用,这一点已为民俗研究的实践所证实。如果不借助文献,而仅仅通过口述资料,人们自然无法知道民间艺术形式的原型,无法了解这些原型的变化规律,无法知晓风俗、习俗乃至艺术形式的发展趋向。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新民俗的接受与指引问题

国外民俗研究的实践表明,现代民俗研究不仅继承了古代研究的传统,而且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创新和改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国外的民俗学组织已遍布世界各地,相关的学术成果也屡见不鲜。民间文化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知识,这种文化必须长期保持和发扬光大,因此,民俗学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民俗的传承性和变异性导致民俗是层积的。旧俗很少是真正意义的旧俗,它是千百年来经历过多次“新变”后传承下来的,所以,民俗在吐故纳新中传承,并非陈陈相因。功能是民俗消长的动力,“民俗功能是潜隐的心理机制的反映,它借助物质设施、惯习性为、语言、图像等符号而显现,作为一个历史的文化变量。它受自然力、生产力、道德力的制约,或微或著,或消或长,始终处于运动发展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民俗,也没有始终如一的功能。”⑥所以民俗学不能只是关于传统遗留物的研究,因为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已使所谓的“遗留物”变得模糊和不纯粹。不能只看到遗留物的静态保存,更应从文化意识上加以辨析。

有学者认为,今日的民俗研究应两条腿走路,即还原式研究与变异式研究并重。前者力图从新旧混合的民俗事象中推衍祖先遗留成分,从而理解和发现“生活中的古典”;后者着力从所面对的民俗中看到故俗是怎样一次次地被附加新的涵义,从而看到民俗的变异性和再生性。

人们不必对民俗事象的消失或变异过快感到悲观。现代社会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革带来了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这要求民俗学者对传承而来的故有民俗文化进行重构。首先不能忽视旧有民俗的存在合理性,从历史角度看,忘掉过去意味着背叛,意味着民族文化根基的动摇。非经验性的、虚无主义的文化观念将从根本上把人置入于无文化状态。然而,对新生的、为人们广为接受的非传统民俗的不屑一顾,显然也是对生活的麻木不仁。因为今天转瞬间也会成为过去,民俗中的新成分随时间的推移,也会汇入到旧俗之列并成为旧俗之一部分,所以民俗学若不把新民俗考虑进去,则与其“现代性”相背,就是与实际的脱离。关键在于对现实状况的正确引导,同时这也是应用民俗学的任务。

中国的民俗学在当代文化变迁中正迅速的成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民俗学的本国体系的建立及运用是民俗学者必须致力一生的事业,我们应该把传统与现代、艺术与生活、个人与群体、劳动与发展联结起来,很好的指引和发展我国的民俗以及民间文化,为美化生活以及道德文明的弘扬做出应有的贡献。(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