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及其现代价值
发布时间: 2011-12-07 浏览次数: 1788

 

该文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李景林2002410在北京大学所做学术报告,文章乃据其讲座录音整理,并被收入《在北大听讲座》(9)一书。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讲哲学的问题。其实,哲学本来就是要对话,要讨论。通过讨论,来开启智慧;通过践行,来增进德性。今天大家会很关注最新的东西,什么后现代呀等等之类的。但是哲学总还是要关注那些很古老的东西。我想哪,这是哲学的一个特点,也是人类存在的一个特点。哲学本是要不断地向前进的,但是人类还有一些永恒的话题需要我们来探讨。

比如说宗教的问题。宗教的形态本身是有很多变化的,但是宗教里面有很多涉及到人生、涉及到超越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永远去探讨的问题。再比如说文学艺术,也有很多永恒的话题。谈到文学艺术,我国的文学在文革期间,有一些作家受到批判,有一些文学观点受到批判。当时批判的一个观点叫“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那么现在看呢,我们对它还是要不断地讲下去,因为古人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嘛。所以人一方面要不断地向前发展,要不断地变化;同时呢,又总是要向那个古初的、原初的自然状态回归。这也是人存在的一个机理。

所以《老子》里面讲了,“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现存的“有”可以不断地发展,但这个“道”却是永恒的。基督教的《福音书》里讲:“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变成小孩的样式”,是什么意思?就是回到自然状态。所以人类在前行之中总是伴随着一种向自身自然生命精神整体性的复归。老子经常讲,人要回复到婴儿的状态。而对这一点,孟子讲得最好:那就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嘛,就是人格上完成的人。小孩儿要长大成人。长大成人,就会有分化,但是仍要保持那份“赤子之心”。所以人的存在就处在这样的向前发展又不断返回其本原的一个张力关系里面。

那么人类存在的这个特点同时也是文化的特点。世界文献里的“文化”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但是就我看来,从功能的角度说,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分化和整合”。文化的最基本的内涵和作用就是“整合”,要不然它就没有生命力了。所以文明前行的过程也要伴随着一个返回的运动,要不然就是完全的一个“分化”。当然分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前提,没有分化就没有发展,但是分化是以整合为基础的。董仲舒讲了:“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是我们还想加上一句,就是“人不变,性亦不变”。人性的表现那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这变中却贯通着一个“不变”在里面。下面我们想从文化的角度来谈谈孔孟之道和它的现代价值。

我们如果要谈中国文化,首先要知道,文化和历史性是紧密相关的;人亦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而神它没有历史,神是一种永恒的存在,他直接就在真理中。自然也没有历史性,它处于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中。人呢,要不断地创造,它的存在,表现为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我们知道,历史性是一个具体性,它有个性,我们讲文化的民族性差异,就与这个历史性相关。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过“轴心时代”的观念。孔子、孟子所处的也就是这个轴心时代。那么“轴心时代”的涵义是什么呢?概括一句话,“轴心时代”,就是一个古初人类生存理性化的时代。我们知道小孩子对于婴幼儿(约34岁之前)时代是没有记忆的。为什么没有记忆呢?因为他们的存在还没有被概念化。我们有很多感觉的东西,必须经过概念化才可以把它记住。所以,轴心时代,它的核心的东西就是人类对自己处境的一种理性的反省。有了理性化,也就规定了不同文化的精神发展的方向,它起到了一个定型化的作用。直到现在,轴心时代理性化所规定的精神发展的方向,仍然在延续着。不同系统文化的发展,总是遵循这样一个规律:不断地回复这个阶段,在其历史发展的源头里面,寻找自身发展的精神源泉和动力。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历史实质上是以某种方式活在我们今天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孔孟之道,我们可以看出,它应该仍然具有它的现代价值。

谈孔孟之道的现代意义,就要涉及到现代化的问题。现在很多学者都在讨论文化的“全球化”。不过,我觉得“现代化”从文化的角度看应该有这么两个层面——起码有这么两个层面:一个是经济和物质的层面,另一个就是现代生活的建立。从前一个层面来讲,“全球化”确实是很明显的。就拿北京来说,这全球化在我们北京的城市变化中体现得就很明显。但从现代生活的方面来讲,可以说现代化又是异彩纷呈的。所以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里都会显出自己不同的特点。这个现代化有很多观念:平等,自由,法治,民主等等。这些现代化的一般内涵,实质上是要在具体的民族文化的现代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易传》里讲:“天下同归而殊涂(途),一致而百虑。”现代化的一般内涵,就是要在这种“同归而殊途”的方式里面才能具体地实现出来。我们现在的文艺界经常讲到这个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好像是老生常谈了,事实上,我想它正体现了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一关系的真实内涵。

那我们谈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性问题,其实,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价值本原;这规定了它的思维方式、生活的价值取向等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的基本特点。按照我的理解,西方人的文化传统表现为一种“二元互补”的方式。所谓“二元互补”,意思是说,一方面,它的价值根据、它的超越性的根据是宗教;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里,它又强调一种功利主义的精神。而中国文化的价值本原,则是一种以儒学为主流的哲理系统。这种价值本原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把它的价值理念下行和落实于民众生活;另一面则是对民众生活起到一种阐释、提升的作用,在这个过程里体现出文化的超越自身的活的生命力。

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呈现出了一个很特殊的状况。从传统上讲,中国人有一种很强的历史意识。比如我们中国每一个朝代都要修前朝的国史,这体现出一种历史的连续性。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就是说,要理解宇宙人生之道,要从历史里去探寻。这表明,中国人把历史看得很重。但是,现代中国的文化意识发生了一种反向的变化,这就是反传统的意识占了主流。这一点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发生了很严重的影响和后果。我们的文化系统和价值本原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一个哲理系统。但是,长期以来占主流地位的反传统观念,使得我们现在的精神产品,比如哲学、文学、艺术等等,与传统相脱离。这就使它无法切合民众的意识,无法对民众意识起到阐释和升华的作用,因此也就无法使它与时俱新,达到自身的超越。前一段,有些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很不好,外来的文化一到中国就变质、变坏了。

外来的文化发生畸变,民间的一些传统的东西所表现的很多负面的影响,在我看来,这些实际上是我们的精神产品与民众生活、传统心理相互两歧的结果,不能归咎于文化传统本身。

不过,近些年,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现象,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了传统的重要性,意识到了民族传统文化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这个问题也引起了高层领导和民间以及艺术界的重视。传统的东西一旦和我们人的精神生活结合起来,它的教育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我就知道河南有一个正阳县,搞了一个孔子学会,用一些乡约乡规来调节邻里关系,效果都是很好的。而我们的学校现在搞素质教育,效果不好的原因,我以为是没有抓住它的根本。并不是说你搞点美育,学点钢琴书画什么的,就算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根本点是挺立价值本原,要有一种宗教性的精神。没有这个精神,光搞一点书法绘画,这仍然只是技艺性的东西,是表面上的东西。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从文化的角度谈孔孟之道的现代价值。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孔孟之道的一些具体问题。

讲孔孟之“道”,这个“道”是什么?孔子讲“下学而上达”,我想,这句话就体现了孔子对于“道”的理解。孔子一生都在追求“道”。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当然不是说,早上听见了道,晚上死就可以,这表现了一种对超越的追求,可见,孔子把“闻道”看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道”在中国哲学里的涵义之一,就是“道路”,所以说“道行之而成”。“道”还有另一种涵义,就是形上而超越的东西,所以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就是超越的意思。人有人道,天有天道,道就是一个超越的原则。那么这个“道”呢,就是人们平常所行之路,但它能否被我们自觉到,则与每个人的人生境界有关。这就是《易传》说的“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虽然不知,他仍在道中。所以这个“道”呀,实质上就是人达到超越和开启形而上境界的“路”。

这个“道”,我们说起来好像不是很好理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我们年青人呢现在都讲究追寻“自我”。你仔细体会一下这个“自我”,就会发现这个“我”其实很难把握。“我”有很多实存的形态(比如我是一个教师、有相当的财产、有一米八的个儿等等)。离开这些个实存性的表现,就找不到“我”。但是这些实存性的存在样态并不能完全表现“我”。如果单单停留在这些表现上,就往往错失了那个“我”。这个“我”呀,应该说是超越了这些实存性的表现又成为其内在基础的东西。从历史和思想史里,可以看到两种相反的人生态度,一种是出世,另一种是入世。那么出世就是把实存的东西看作是一种虚幻,实存的状态是“无常”,他要在这个无常和虚幻之外寻求那个“常”或真实。还有一种态度我们可把他叫做物质主义。他或者把名利、或者把美色等等看得很重要。而实质上对于这些实存性的追逐恰恰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无常”。为什么呢?因为单纯的感性需求是一种消费性,感性形态的需求的满足,恰恰伴随着一种匮乏,这种无休止的外向追逐,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一种恶的无限性。所以我们从人的存在来看,“我”,实就是一个超越性,它既是在那个实存里面出现,同时又使实存有了一个归依的基础性。这样看来,就整个存在来说,它的超越性的依归或基础就是“道”。

所以,孔子一生追求的就是那个超越性的“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了“道”,就获得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和意义。孔子对道的追求,既不走出世主义,也不走物质主义的路。他要从人的日用常行上给出那个超越性。有些人说孔子是一个“博学多识”的人,孔子不同意这种评价,他说他是“一以贯之”。那么这个“一以贯之”,就是在生活中体现一种“通”性。可以说,“道”在日用常行之中,而又超越日用常行。

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下学是什么呢?范围很广了,它包括知识、为政之道,甚至包括日常的洒扫应对,但它主要强调的是人格的教养。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该怒的时候就怒,该乐的时候就乐,“不迁怒”,这是一种教养。“不贰过”,也属于教养的问题。这就是“好学”。可见孔子所谓“下学”的内容主要是人格教养问题。“知我者其天乎”,所以“上达”就是要达到“天人合一”。这其实不仅仅指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对于人和物的沟通。“下学而上达”,其实表现了那个“道”的内容。孔子讲,“五十而知天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下学而上达”。下学一定要上达。“上达”不是说,要等七十岁才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而是说要把这种超越的体悟贯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便有了超越的意义和精神的光辉。现代人很讲究生存的意义,但它决不仅仅是出门有车坐,吃的好,穿的好,职业工作好。仅仅局限于此,生活就失去了它的应有的意义。儒家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孟子说“圣人与我同类也”,只不过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已。所以每个人随时都会有超越的体验。不过,一般人这种体验稍纵即逝,但圣人就有所不同。庄子讲“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圣人可以“振于无竟”,同时还能保持住它,常住(寓)在无穷的境界里。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说,圣人能够把那超越的体验连续不间断地贯通在它的日常生活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一般人就要注重修养。从哲学上来说,就是要不断地“谈”,通过“谈”来启发我们的悟性;要不断地“行”,通过行来增进我们的德行。我们通过谈——今天在这里谈、讲“道”,对其有一个“了悟”,但并不是说说就拉倒的,还要行,通过行来变化气质。生活的体验大概和年龄有关。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会觉得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完全情理化的世界里,那就是把超越贯通在生活中。所以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就是一种自由,但是这个“从心所欲”是“不逾矩”,是有限制的,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那样就很可怕了。所以这“从心所欲”的自由,是有“道”贯通其中的。没有“道”,从心所欲就成为小人的猖狂妄行。孔子讲小人的肆无忌惮,即是因为他“不知天命”因而也不知道“畏天命”。所以,儒家特别强调人禽之辩,就是强调,为人而不行人道,就是禽兽,说重一点,其实是禽兽不如了。“道”,正是赋予人的行为以作为“人”的价值的东西。

因此我们说,孔子所谓的“道”,实质上很平常。道就是道路,人人所常行。但人要懂得“下学上达”——由这个日用常行之路,通向并实现超越。这就是现在人们常讲的所谓“内在超越”。一种文化,不能没有这个超越的层面。但实现这个超越的路,却是不同的。

下面我们讲一讲孔子的忠恕之道。

孔子的“道”,其内容就是“仁”。孔子讲“忠恕之道”,和“仁”有联系。孔子没有给“道”或“仁”下一个定义。但他讲忠恕是行“仁之方”,又讲“忠恕违道不远”。所以,孔子一般讲的“道”可以通过“忠恕之道”来理解。孔子对“忠恕”有两种表达: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另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那么这个“忠恕之道”,它实际上就是讲人与人的沟通。宋儒说,医学家讲“麻木不仁”,最能说明仁的特征。“麻木不仁”,就是无知觉、不知痛痒,没有了感通。“仁”即是由切己的真实情感,推己及人,达到人己内外的一体感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忠恕的表达,其实在现代有很大的意义。一九九三年芝加哥开了一个宗教会议,这个会议通过了一个由瑞士神学家孔汉思起草的《世界伦理宣言》,就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写了进去。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搞“世界伦理计划”,也把它当作一个基本的原则来用。那么从这当中呢,可以看出孔子的忠恕之道在现实生活里边确实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说明它具有普遍性、现代性的意义。

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孔子的思想也带有中国传统的文化特色和意味。要注意它的具体涵义,不能随便引申。那么我们看在孔汉思起草的《宣言》里,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了一个积极的表达,叫做“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这个引申就有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孔子讲的是要从己出发,人和人之间要有一个界限。有界限,你就不能把“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庄子》里面讲过一个故事,可以帮助大家了解这一点:南海之帝名叫儵,北海之帝名叫忽,中央之帝名叫浑沌。浑沌对他们十分亲善。有一天儵和忽商量报答“浑沌之德”,他们认为人人都有眼耳口鼻等七窍,用以视听,吃饭和呼吸,非常好。唯有浑沌没有,就要试着为他凿开七窍。他们就一天给浑沌凿一个孔,结果到了第七天浑沌就死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浑沌”之性就是混沌,儵、忽也真“疏忽”,他们忽略了人与浑沌本性的差异,把人之性强加给“浑沌”,结果是好心办坏事。这就是说,不要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强加给别人,要让人按他自己的特性和意愿来成就自己。这样人与人才能沟通。所以孔子的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不矛盾的,它的前提也是强调要让人、物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立”和“达”。所以它有一个界限,你不能越过这个界限。我们可以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是有一个界限的。你要说“爱吾妻以及人之妻”,那就要乱套,因为没有界限了嘛。你注意了人与自己的差异,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这就是能平等待人,才能与人相沟通。相反,“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就不平等,有隔阂,不能沟通。不能沟通,就不能成就“仁”,不能达到“道”。

所以,孔子的“仁”、“道”是肯定个性差异的。这就不要把自己强加给别人,因而也要限制自己,避免逾越界限。人都要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不要破坏差异性,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人、它物,或者把它物看成比自己高,越出自己的本性去追求它。文革时,人们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现在却有一种玩笑话说——时代不行了,男女都一样。这个笑话说得好。其实男子一定要有阳刚之气,女孩一定要有阴柔之美。这就是性别的差异性,这样才有美感嘛。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它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在个性天然差异的平等实现的前提下,达到物我之间的一种沟通和和谐。这样,你和周围世界的关系就是亲和的,你的心灵就是敞开的。这就是“仁”、“道”,并不神秘。

忠恕,亦不仅是达到人与人的相通而已。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讲“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这个“万物皆备于我”,不是象现在人们批评的什么“主观唯心论”,它是讲从情态生活出发达到人与周围世界的因应相通,其实所讲的还是忠恕。“诚”即“忠”。我们不但不能把它视为认识论意义上的“主观唯心论”,也不能把它视为一种“人类中心论”。因为从这忠恕出发所实现的形上境界,实在是表现了一种成己以成物的平等精神。这和我们的文化特性有关。孔子所理解的“道”包涵差异性,能宽容。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现代诠释,但要注意它的具体涵义。西方人他作积极意义的引申,讲“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无意中也表现了他们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这似乎也与其文化有关。

孔子的道或仁,注重人的生命存在的整体意义。“仁”的成就也就是人的实现。所以,这个人的实现,就表现为文、质两个方面的整合。孔子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君子。”“质”是人的自然方面,“文”指人的文化方面。人的完成就是文质两方面的统一。文质偏胜,都是一种片面的人格。偏于质,就会陷于朴野任性,偏于文,则会流于矫饰浮夸、华而不实。理想的人格,必须是文质的中和。但是,这个文质中和,不是把人分割成文质两面,然后再去整合他。孔子教人,特别注重根据人的自然资质和个性特点来教化成就他。所以这个文质中和,是通过对自然资质和品性的“文”的升华以保持住人的这些自然的方面。尚质、重情、注重自然,这是孔子关于仁及人格的学说的一个重要特色。理解这一点,对我们今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我们哲学界曾经流行一种叫做“内化说”的观念,认为文化就是外面设定的一些东西内化为人的心理结构。“文化大革命”时有这样的话:“把最高指示落实在行动上,溶化在血液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人格的两面性。这种对文化的理解是很有问题的。孔子对文化、教化的理解与此不同。在孔子这里,自然是人存在的生命之本,也是“文”的合理性的界限。这一点很重要。在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望子成龙的父母那些超越孩子自然成长进程的过分人为设计,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也存在这种情况。在经济生活中,我们也看到,过度理想化的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弊端,使它不得不让位于市场化的自然运作。所以,从人格的教养到整个社会文明的建设,都存在着文质统一的问题。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特别注重在文明的创制及其前行中贯注一种文质合一的精神,要在“文”的分化中仍保有那种“赤子”的纯真,而达成人格的完整性。这种文质合一的人格理念,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文质或人与自然的本原统一落实到人性论上,就是性善。西方人注重人与自然的分化,由此,主张人有原罪、性恶。孟子四端说可以说是儒家关于人性的代表性理论。孟子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我们看,这“四端”的特征就是“自然”。人生活在分化了的世界中,所以在现实中做事情,人往往是“三思而后行”。但在人出于生命交关的临界状态时,比如见小孩子要掉到井里去,当下就会产生一种救人的冲动。它出于自然,不是思虑的结果。现在有英雄救了人,记者采访他,往往会问:你当时怎么想?他要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想,这是说了真话。如果他说,我想起了某某领袖的某某最高指示,那肯定是不真实。孟子认为,这种自然的表现说明那“道”是内在于人的自然实存性的,所以讲“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为我所固有。当然,这四端只是善“端”,而还不是现实的善,需扩而充之才可以完成。

儒家为学讲“内求”,讲“道”不离人伦日用,都与这个性善的观念、这个“道”的特性有关。西方人就不这么看,这也与他那个文化理念相关。所以我说现代化从表层看是在走向“全球化”,但从精神生活的内容上看还是要走“同归而殊涂”的路。文化的价值基础与历史性相关,历史需要不停地“说”下去,通过这“说”,它连续地活在我们的现实中。这起码是文化发展和重建的一种方式。从文化的意义上讲,孔孟之道应有它的现代价值。这个孔孟之道有很多方面的表现,如中庸之道、为政之道等,但它的核心是一种心性之学或成德之教。(李景林《教化的哲学——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摘录)